岭南之处，湿邪多犯，在门诊也常可听到患者问“医生，我是不是湿重啊？”确实，在广东，湿邪是在临床很多疾病中均可见到，如何治湿也就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燥湿、渗湿、芳香化湿、健脾等等均是常用思路，除了这些常规思路外，升阳也是一个好办法。
对于湿热，清热利湿为其常，而对于寒湿，温中燥湿、健脾燥湿是常用思路，从《伤寒论》、《金匮要略》来看，附子汤、苓桂术甘汤、麻黄加术汤等等均可选用，但是，有时候仲景的方子犹如猛将下山，驾驭不好反而可能伤到自己人，尤其是在岭南，湿邪郁久容易化热，若过用温药或者温药的剂量、比例拿捏不好，更容易化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用升阳除湿的方法。
然而，无论寒湿还是湿热，淡渗利湿之药为治湿常用之品，如茯苓、泽泻、猪苓、玉米须、车前子等等，然而这些药对于治湿是一把双刃剑，有部分患者用则湿去，但是用久后效果反而不是很理想，甚至一停则湿复，为何如此？
从笔者有限而文献储备来看，比较早而且成系统运用升阳思路解决湿邪而且又不容易伤及脾胃这一问题当推李东垣前辈，其在《脾胃论》中：“予病脾胃久衰，视听半失，气短精神不足，此由阳气衰弱，不得舒伸，伏匿于阴中耳。癸卯岁六七月间，淫雨阴寒，逾月不止，时人多病泄利。一日予体重肢节疼痛，大便泄下，而小便闭塞。治法诸泄利，小便不利，先分利之。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噫！圣人之法，布在方策，其不尽者，可以意求耳。今客邪寒湿之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则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故必用升阳风药，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葛根半钱，炙甘草半钱，同咀，水二盅，煎至一盏，去滓稍热服。大法云∶湿寒之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去矣。又云∶客者除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医不达升降浮沉之理，而一概施治，其愈者幸也。”从李老前辈的文献可以看出，本湿邪为阴邪，在《湿热论》中叶天士也有言“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顾其阳气，湿盛则阳微也。”可见湿盛则阳气衰，既为阳气本虚，而从《素问》“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来看，诸多淡渗利湿之品其药性多从下、从降，更伤脾阳，若初始用时其脾阳尚存，损伤不甚，仍可借残存之脾阳发挥渗利的作用导湿下行从小便而去，但是过用或久用则更伤脾胃阳气，反而成为湿停或湿留的一个不利因素，而《素问》也言“风能胜湿”看，诸多“风药”如羌活、柴胡、升麻、独活、防风等药可升阳升清，脾主升清，这与脾的生理特性符合，而且本身风能胜湿，所以李东垣前辈主张用风药治湿，实为易水张元素先生升降浮沉理论的一大应用，羌活胜湿汤、除风湿羌活汤、升阳除湿防风汤等等成为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升阳除湿系列方剂。
曾治一老年下肢水肿患者也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得以痊愈。其年已六旬，求诊时其双下肢已反复水肿数月，在多处求诊于中医西医，服药则肿减，但一停药则复发，且即使服药也留有轻度水肿，来诊时见其双下水肿，足踝以下及足背明显，容易疲乏，胃纳一般，面色尚可，小便可，大便偏烂。余无明显不适。舌淡苔薄白稍腻，脉弦带缓。观其前医处方，大多为健脾淡渗利湿之品，且往往淡渗利湿之品较多，这也是犯了“淡渗过用伤阳”之戒，故处以五苓散+理中汤（黄芪代替党参）+羌活、防风、独活等风药，为何理中汤用黄芪代替党参？这一手法仿之张横柳教授，张老生前擅用黄芪，其言党参较甘雍，多用反而容易壅滞脾胃，可能妨碍脾气的升清，而黄芪生于西北，禀受西北凌冽之风气，其色黄入脾，其禀西北之风气而入肝，升阳之力强，与脾升阳升清之性符合，故选黄芪而不用党参，再加其他风药增强其升阳之力，虽然用五苓散但用量较小，防止淡渗过而伤脾阳，前后服药约十剂后水肿全消，随访半年后亦未再犯脚肿之黄。
风药大多辛温，对于湿热也可以用，湿热的本质是脾弱，往往湿热之人用清热利湿之品到后期反而容易伤及脾胃，若在清热利湿之品中适当加入风药则可如虎添翼，湿热化而脾胃不伤，经典代表处方当推“李氏清暑益气汤”，东垣的清暑益气汤方中亦用风药，其思路亦从此出。
邪性趋下，对付湿邪，可借用“风能胜湿”这思路，选用合适的风药，如苍术、防风、升麻、葛根、荆芥、防风、独活、羌活等药，其剂量不宜大，比较风药升散，若量过大容易伤正，无论湿热还是寒湿或脾虚湿困均可使得配伍选用，可取得意外之效果，千万不要盯着“淡渗利湿”而过用利湿药。一升一降，思过半矣！
钟锦煜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