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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最早见于孙思邈：“热甚，木香汤加犀角，如无，以升麻代。”而后见于朱肱《活人书》卷十八：“犀角地黄汤（八十六）治伤寒及温病，应发汗而不发汗，内有瘀血，鼻衄吐血面黄大便黑，此方主消化瘀血，兼治疮疹出得太盛，以此解之。（芍药三分、生地黄半斤、牡丹皮去心一两、犀角一两为屑，如无，以升麻代之）”。

对于此论有辩论之言者，远者有陶节庵《伤寒全生集》、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吴医汇讲》，近者有裘沛然《壶天散墨》。陶节庵附议：发斑通用升麻汤、犀角地黄汤；热多者，玄参升麻汤、黄连一物汤、青木香一物汤。陆九芝辨论有三：一者，陆氏试从法象论，本乎地者亲下，以阐释犀角升降之理，“升麻升也，犀角亦升也。然而犀角之升则以降为升，且以至降为升者也”。举证鹿角甘咸而温，主升，而犀角酸苦咸寒则降，与升麻升散之性不合，“故凡当用升麻提邪出表之时，而用犀角之降，未有不随之而陷者。”二者，引仲景之论，谓犀角不为仲景所用，凡涉血证则以桃仁承气汤、抵当汤、丸治之。驳斥叶天士轻率使用犀角，至病深不起。三者，引《痘疹慈航》中以升麻葛根汤为主方，而痛斥犀角、牛黄。进一步驳斥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擅用犀角而成内脱外闭得重症。总之陆氏对于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论述是反对的，究其原因是其对犀角的认识是消极的。后世张锡纯“犀角引邪入心”的观点亦深深的受陆氏影响。

周岩则汇各家之言谓：“犀角一物，或谓胃药，或谓心药，或谓性升，或谓性降，或谓取汗最捷，或谓治血与经旨不合”。“观千金、外台两书，用犀角之证，在上者有之，在中在下者有之，在表者有之，在里者有之，无分于上下表里，而总惟血热而有毒者宜之。诸家之说，不免皆有所偏”。

《吴医汇讲》：“按朱南阳有“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说，以其同于一透也，朱二允以此二味升降悬殊为辩，余谓尚非确论。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于清，一重于升，其性不同，其用自异，未尝闻有异而可代者也。若夫风寒壅遏，疹点未透者，斯为升麻之任；而温邪为病，丹斑隐现者，又系犀角之司。如以升麻为代，其肺气热者，必致喉痛，甚增喘逆；营分热者，必致吐血，轻亦衄宣，其误若此，岂可代乎？又角生于首，故用为透剂，二允以为下降之品，亦不可不辩，余非敢轻议前辈，实出婆心之不禁耳，故谨论之”。

远者诸家均从犀角升降之理强加附议，裘沛然从升麻功用质疑，考据金元以前的本草，对张元素发明升麻升阳之理提出质疑，张氏认为升麻“若补其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补”，升麻其用有四：手足阳明引经，一也；升阳于至阴之下，二也；阳明经分头痛，三也；去风邪在皮肤及至高之上，四也。从而开创了升麻升阳的先河。其弟子李东垣《脾胃论》提出：“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从脾胃制化不及，阴火独升角度，进一步对升麻升阳举陷之功发挥，从而扩大影响。考张、李二人所处年代看，外有刀兵为乱，内有饥荒为惑，朝不保夕，饿殍千里。常有围城盈月之事，民众皆相染病，状若瘟疫。实则事脾胃内损于内，而相火浮越于上，李东垣称之为相火。考《神农本草经》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主中恶腹痛，时气毒疠，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与此证相契合，何来升阳之论？

《神农本草经》谓犀角：“主百毒虫注，邪鬼，障气杀钩吻鸩羽蛇毒，除不迷或厌寐”。不从升降上看，在治疗火热诸毒上，可以用升麻代犀角。但从神昏、出血诸症上看还是不太合适，当以水牛角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