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战疫

年2月４日

点击蓝字 　　瘟疫的全球化，起于青苹之末的传染性病毒，会随着人口流动，最终在岁运不好之时爆发。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也早有记载。如《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说明古代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已达到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造成的。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就为良医”的美德；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　

　　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

　　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瘟疫发生之原由，古代有多重说法。瘟疫病者鬼近故，长无利益，常见天时疫厉，世人咸谓，辛能避瘟。由经观之，斯盖招瘟之端，而世人业力所使颠倒滋祸如此，不可不知所警也。

　　依《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云：王为国体，休咎相关，故兆民之所依也。以仁义化行天下，是为正化也，自然灵祇相助，八难不侵。日月薄蚀，星宿变怪，皆灾象也。谓上天垂象，人必有灾。

　　（汉文帝自责）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宋朝其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

　　康熙皇帝曾于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地藏经科注》认为瘟疫是疫鬼作乱之源：行病鬼王，行瘟疫之使者，皆东岳府君所遣。

　　故瘟疫是疠鬼为灾，瘟疫也。

　　年这次瘟疫，出现了一个谣言，说是以麻油涂鼻孔可以预防肺炎。

　　其实这些说法来源于民间。

　　古代医家在瘟疫流行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不知道是否可行的方法。《串雅内外编》在辟疫条下指出：“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入病家去，则不相传染；既出，或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嚏之方为佳”。

　　《备急干金要方》膀肮腑章有“治霍乱社若丸久将远行防备方”，由15味药组成，其中有九味药是含香药物；《干金翼方》杂病下章“大金牙散”、“小金牙散”均内含雄黄、牛黄、麝香、朱砂、桂心、细辛、蜀椒等多种芳香药物，用来治疗和预防瘴气疫毒伤人，既可内服，还可用作佩带、塞鼻。余如《干金翼方》“太一神明陷冰丸”、“雄黄酸枣丸”、“青艾酸枣丸”等，不但内服，还可挂著门上或佩带用以防病。

　　在中国古籍记载中，有些你可能觉得荒唐可笑。《遵生八笺》卷六记载：除日以合家头发烧灰，同脚底泥包投井中，咒曰：敕令我家眷属竟年不害伤寒，避却五瘟疫鬼。

　　道教有些方法，看来也是玄乎其玄。《茶香室续钞》卷二十也记载，国朝姚衡寒秀草堂笔记云：晋江令杨辅山有避秽咒，凡相验时，臭不可近。以清水一碗，持咒数遍，当场者咸不闻有秽气。后闻戴秋甫言，是法不得传五人。伊亦传有一咒曰，一扑一千里，二扑二千里，三扑三千里，扑去五瘟六疫、三十二证、七十二候，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临相验时，念三遍，念时以右手拂之，有扇用扇，无扇用掌，可保一身。传时不可使六耳闻也。

　　连中医宝典《本草纲目》也载，除夜有行瘟疫使者，降于人间。以黄纸朱书“天行已过”四字，贴于门额，吉。

　　中医的诊疗手段多样，使得患者的安全更有保障。按照途径可分为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方剂；外治包括针灸、艾灸、砭石等等。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诊疗方法，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诊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现代的中医不如古代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滑坡严重。

　　古代山医命相卜，应用之处，都离不开阴阳五行生克制化。

　　总结有九种方法：

　　一是调阴阳以抗外邪。

　　中医预防瘟疫久经考验的方药很多。细审其方，思路决不止于清热解毒，而是用多种方法来调理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郁者散之，以平为期。在自身调理的基础上，若正气仍不充盛，古人也常常用补气药以御瘟疫。如由人参等16味药组成的神仙百解散，“常服辟瘟疫，治劳倦”。正如清代医家陈士铎所谓：“凡人邪气入身，皆因气虚不能外卫于皮毛，而后风寒暑湿燥热之六气始能中之。是邪由虚入，而攻邪可不用人参以补气乎？”

　　二是通腑泻实法。素体火旺，腑气不通，往往内外相引，感受瘟疫。对此，通腑泻实就是行之有效的防疫法。《圣济总录》的调中丸，由大黄、麻仁、枳壳、茯苓、芍药、前胡、黄芩组成，“食后饮下，微利为度”，“辟四时疫疠非节之气”。

　　三是疏通经络法。经络内联脏腑，外络肢节，运行气血，协调阴阳。对于整体强盛而局部经络不通之人，可用疏通经络防疫法。代表药物是威灵仙。《开宝本草》谓：“主诸风，宣通五脏……久服之，无温疫疟”。

　　四是以毒攻毒法。在疫毒传播过甚之时，或不得已要接触病人者，用雄黄等药以毒攻毒，则是古人的拿手好戏。如《验方新编》谓：“雄黄研细末，水调，多敷鼻孔中，与病人同床，亦不传染，神方也。”《医方简义》的避瘟丸，由雄黄、鬼箭羽、丹参、赤小豆组成，服之“可不染瘟疫也。”《圣济总录》谓：“凡时行瘟疫，皆四时不正之气，感而病者，长少率相似。此病苟不辟除，多致传染。宜有方术，预为防之。”因此，推出了雄黄丸等“辟瘟疫不相传染”的方剂。

　　五是芳香辟秽法。辛温香燥之药，多有芳香辟秽，健脾化湿之功，是最常用的一类防疫药。如苍术、木香、蜀椒、乳香、降香等。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

　　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

　　《神农本草经》明确指出木香能“辟毒疫”。《雷公炮制药性解》谓蜀椒“堪辟瘟疫”。《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六是清热解毒法。古语云：“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独取其能；药不贵烦，独取其效。”清热解毒药虽多，用于预防瘟疫的则只有贯众、升麻，而尚未见到用板蓝根的记载。陈士铎谓：“贯众，实化毒之仙丹。毒未至而可预防，毒已至而可以善解，毒已成而可以速祛”。《本草经疏》谓：“疫气发时，以此药置水中，令人饮此水则不传染”。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贯众对各型流感病毒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对腺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及单纯疱疹病毒等也有明显的抗毒作用。升麻，味辛、甘，性微寒，功能清热解毒，发表透疹，升阳举陷，主治时疫火毒等。

　　《神农本草经》指出升麻“主解百毒……辟瘟疫”。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升麻对人体免疫功能有重要影响，能增强淋巴细胞的活性，能诱导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有促进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

　　七是发散郁火法。火郁于内，则易感外邪。古人用麻黄等发散肺经郁火以防疫，机会虽少，却也另辟法门。　《日华子本草》谓麻黄“御山岚瘴气”，《圣济总录》“辟瘟疫不相传染”的方剂绝瘴散就是以麻黄为君药。

　　李时珍谓：“麻黄乃肺经专药……实为发散肺经郁火之药。”而麻黄对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甲型和乙型链球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以及多种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的现代药理研究，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些注脚。

　　八是隔离阻隔法。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隔离传染性的病是必要的预防措施。公元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

　　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

　　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九是个人除瘟法。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会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曰：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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