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篇提到中医没有生理病理学，我当然指的是现代医学的生理学、病理学，但是这说法似乎略有偏颇。虽然古代医籍一般习用“病因、病机”说法，查看中医教材，也确实没有这么两门教材，但是一些中医书籍包括教材中不乏“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等说法，所以我想中医可以有自己的生理、病理学。中医的生理学应该是人体所有功能模块正常平衡情况下的相互关系状态；中医的病理学应该是人体所有功能模块在某个或某些功能模块出现反常后引起各种不平衡情况时的相互关系状态。有人可能会质疑说：你老说功能模块，难道我们的皮肤毛发、五官、四肢等等中医必须要纳入体系的具体事物也是功能块吗？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的，如果我们不去用现代科学分析它们的结构形式、理化性质等，就我们的直观而言，它们都是功能模块，因为它们都是反映在我们的感官意识中的许多复杂关系的综合。当人自己是个认识客体的时候，它是个特殊的客体，因为它同时还是主体，这时主客体合一了。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时候也像认识其他事物一样，也需要借助我们的感官意识，这有点像是自我纠缠，是否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另外的学问了。任何物质存在形式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永远处于与其他所有物质形式的相互关系中。而功能就是关系性质，就是两个或更多个物质形式之间为何是这种关系而非其他关系的能力或机制。比如皮肤，它就是屏幕一样的一个表面，人体内部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通过它表现于体表，如发红、发青、斑疹、痈疽、肿胀等，这些不正常的表现宣示着身体内部发生的平衡紊乱及相关病理变化。中医不管它什么角质层、真皮层、皮脂腺、螨虫、痤疮杆菌等等。中药的性味也是如此，甜味或苦味，我们喜欢或害怕，这些关系性质非常复杂，都有一定的整体意义，只能综合把握。其他都是如此。《中医基础理论》几乎就是中医的生理学，但不完全是。《中医诊断学》也几乎就是中医的病理学，但也不完全是。以后要不要从中医经典中发掘出一套完全忠实于中医方法论认识论的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中医药理学，这是整个中医界的事情。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六淫邪气也是功能性概念，因为我们只是笼统地表述它们的性质或对人体的影响，而不管它们的化学成分（如二氧化碳、氧气等）、生物成分（如病毒、细菌等）和具体的物理状况。
中医经典尤其《黄帝内经》博大精深，汉时张仲景主要根据《素问·热论》就总结出六经辨证，写出《伤寒论》这部让后世中医无比头痛（太深奥需要无数遍地学习领会）又敬重无比的重要巨著，而且成为了新的经典，有效地用于外感伤寒及其各种变证。清代叶天士可能主要在《灵枢·营卫生会》及《灵枢·营气》等篇的启发下发展出卫气营血辨证，把我们人体的模式系统分成了从外到里的卫气营血四个层次，演绎了温热病邪侵入人体时由卫分先承受继而向气分、营分最后血分的传变加重的趋势，成功用于外感温热病的辨证论治。之后清代的吴鞠通大概也主要是在《灵枢·营卫生会》的启发下总结出三焦辨证，也很好地用在了温病的辨证论治，弥补了其他辨证方法的不足。虽然辨证方法不同，但都统一在中医理论框架之内，并且可以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同时参合，取长补短，细心鉴别真假，得出最恰切的证型，从而正确地得到治法，拟出最合理的方药，最快、最有效、最彻底地解决疾病，恢复健康。至于其他寒凉派、攻下派、补脾派、养阴派、扶阳派等等，虽然各有偏颇，但都是在中医原始理论框架之内，能参合中医各种辨证法，都能融于中医理法方药体系。至于中西汇通学派，虽然我对唐容川、张锡纯等十分敬佩，但汇通说法还需商榷。该派到今天可以说就是中西结合论者，我可以明确地说，理论上的汇通或结合没有可能，但是未必不可以同时对一个严重复杂患者进行会诊，选择一种或同时联合使用各自最妥切最佳疗法，冀可以最快速、最少痛苦、最安全、最经济地帮助患者战胜疾病。
只有统一在中医认识论方法论理论框架之内的发挥、发明、创造，才是对中医的贡献。那些拉扯西医科学内容来勉强阐释中医理论的，比如把中医的肾虚与西医的性激素、肾上腺激素、甲状腺激素等建立联系、把中医的五脏六腑等功能模块与西医解剖实体相联系等，毫无疑问肯定是徒劳无功的。那些用西医理论应用的中药实践已经证明是失败的。比如把各种西医实验室认为有抗病毒作用的中药联合制成中成药制剂，妄想用于所有病毒性感冒甚至其他病毒类疾病，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看到其效果不如人意。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根本不符合中医理论，最多算一种另类尝试，但记住它不是中医的。又比如经络，有些中医一直希望西医的精细解剖能发现经络的踪迹，否则经络的说法就不“科学”，就可能是千古“骗局”。有人说经络是组织液的定向流动，是维束管道，是骨间膜，是胶原纤维，是细胞生物电联系，据说还有韩国学者的“经络小体”或“凤汉小体”说等。至于一直没有完全放弃的“血管论”、“淋巴管论”、“神经论”等更不用提了。每次看到有中医兴致勃勃地转发那些最新微组织解剖发现经络的“物质踪迹”的信息我都悲叹不已，这说明中医们多么缺乏信心啊！如果真正理解了中医的认识论方法论架构，怎么会有这样一些混乱状况。我只想大声告诉大家，经络没有物质基础，因为它只是一套功能系统。经络学说是从长期的实践经验以及在阴阳五行体系的指导下建立的功能模式系统。阴经走阴位，阳经走阳位，阳经走头，阴经走胸腹，多么明显。而胃经阳走阴位只是一种灵活的小变化，说明了胃对脾的功能依赖特性，也显示了阴阳的互根互化等功能关系。没有先天存在的学术理论，都是后天总结的。就算古人气功高深能够内观经络走向，也还要给它们命名啊，不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而何？何况道教修行的“反观内视”只是利用中医的五脏六腑、精气、阴阳和经络系统等理论凝注神识，是作为修行的理论依据，并非为了体验身体内景，更不可能由此发现体内的脏腑和经络形态与功能状况的。连五脏六腑也最多有点粗略的解剖影子，何况经络？古人岂可了解那些微观结构？所以经络系统是符合中医认识论方法论框架的系统，是进一步对中医的人体模式系统加强整体联系的学说。而长期针刺实践必然发现很多患部和有效穴位的对应规律，如手脚的顺对逆对（手脚的逆对即最常用的交叉规律）、手躯的顺对逆对、足躯的顺对逆对、等高对应、头骶对应等等患部与有效取穴的对应情形，经络系统就是从这些经验发现中通过中医理论敷衍总结出来的，从而有针灸取穴中的巨刺法、缪刺法等，然后循经取穴、接经取穴、通经取穴等法顺理成章了。那些穴位主治也与长期经验有关，经络系统形成后又进一步据理发挥，这又进一步解释了经络的来源。各种针灸著作中取穴法繁多，针灸有效，但有些试验证明乱取穴也有效，最多比严格据经络理论取穴的有效率稍差些许而已，且有些有效的经验穴和奇穴并没有纳入正规经络理论之内，更别提那些无所不在的全息取“穴”法了。虽然无损理论，但证明了经络系统只是一个功能模式系统，不是实物系统。经络系统的创立更多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建造更细致的人体功能联合演绎体系，使整体性更加突出，内部联系更加繁多普遍，无所不联，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局部不能离开其他部分，不能离开整体。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黄帝内经灵枢·终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而且中医的经络理论不只是指导辨证取穴，同样用于辨证处方用药。只有西医才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只有西医才有“对症治疗”，中医只有“辨证施治”。
上篇说过，“病”是一种系统状态描述，一个人生病了，这个病包括了他当下的所有表现：身体的各种反常，情绪的变化等等，它们是在一个整体身上表现出来的状况的总和，也是中医四诊可以收集到的全部可察状况的总和。中医辨证是将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有关疾病的所有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如脉象、舌象），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邪正关系及发展趋向，然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的过程。由于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只能反映疾病某一阶段和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故中医学在辨识证时，要求同时辨明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其发展变化趋向，即辨明疾病从发生到转归的总体病机。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但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证”的区别上，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只有辨证正确了，才能正确地论治。在中医看来，同一疾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证型；而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也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型。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就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分别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所以中医只有辨证论治，不讲对病治疗，任何一种疾病，中医不可能一个处方通用，而是随证变化而变化，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
所以我们要在古医籍里寻找糖尿病的踪迹，只能从主要症状着手，因为只有症状表现才是二者会共同描述到的。中医不搞生化分析，不使用化学药剂；西医不搞辩证，不使用中医理法方药。而从上面所说，糖尿病在中医的治疗方法必然多姿多彩，因为在糖尿病不同类型和不同类型的不同发展时期症状表现繁多，涉及人群庞大，年龄范围广，分布地域辽阔，所以必然有复杂多变的证型，治疗用方药必然变化颇多。
先归纳一下糖尿病的主要症状。糖尿病西医资料浩繁，可是症状分析极少，甚至经常略过那些症状细节，几乎大都是组织学、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分析文字，症状内容极少。而中医不同， 同上：“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即数。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必便血。”《脉经》也有：“趺阳脉数，胃中有热，则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则数。”不过《脉经》是西晋王叔和所作，迟于张仲景。所以脉经这句话是引自张仲景的。余云岫注意到了《脉经》此语，可能没有注意到张仲景早有此语了。小便如粟状，有两解，一是尿中杂有粟状物，则是石淋；二是尿浑浊如粟米汤，则是膏淋。不少人解为石淋如胡希恕，以“小腹弦急，痛引脐中”，似以石淋为是。不管哪种情况，都是不能发汗的。淋家本来津液受损，发汗必然进一步耗费津液，损伤阴血，可以引起便血。
隋代著名医家巢元方在其著作《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侯》中，将消渴病分为8种类型，对消渴病的病因病机也给出了补充，认为消渴与下焦虚热、肾燥阴虚关系密切。此外，巢元方还发现消渴病能引起痈疽、水肿等并发症，并提出了治疗消渴的导引疗法。“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诸丸散，积经年岁，石势结于肾中，使人下焦虚热。及至年衰，血气减少，不复能制于石。石势独盛，则肾为之燥，故引水而不小便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此坐热气，留于经络不引，血气壅涩，故成痈脓。”古时候不单是嗜食膏粱厚味肥胖，还有不少是服食五石诸丸散的原因而致消渴。都是在年衰血气减少时发病。“其病变多发痈疽”，因下焦虚热，肾为之燥，留于经络不散，血气壅涩，而发痈疽。而痈疽是糖尿病常见并发症。
导引饮食疗法是：“《养生法》云∶人睡卧，勿张口，久成消渴及失血色。《养生方?导引法》赤松子云∶卧，闭目不息十二通，治饮食不消。法云∶解衣倓卧，伸腰?少腹，五息止。引肾气，去消渴，利阴阳。/解衣者，无使挂碍。倓卧者，无外想，使气易行。伸腰者，使肾无逼蹙。?少腹者，大努使气满小腹者，即摄腹牵气，使五息即止之。引肾者，引水来咽喉，润上部，去消渴枯槁病。利阴阳者，饶气力也。此中数虚，要与时节而为避，初食后，大饥时，此二时不得导引，伤人。/亦避恶日，时节不和时亦避。导已，先行一百二十步，多者千步，然后食之。法不使大冷大热，五味调和。陈秽宿食，虫蝎余残，不得食。少眇着口中，数嚼少湍咽。食已，亦勿眠。此名谷药，并与气和，即真良药。”一者为导引法，常称之为“睡卧疗法”，睡卧闭目，作细长低微的呼吸十二次。呼吸要细微到好像没有了呼吸一样。用治饮食不消。其次，松开衣裤，安静睡卧，腰部伸舒，努力张大少腹，持续五次呼吸才停止。再次，饮食疗法，称为“谷药”，认为像这样把饮食作为药物，并调和于自然气候，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其法，当在晴好天气，导引后，先行一百二十步到一千步，然后才进食。食物不能过冷过热，味道配合适当，不得吃虫蝎爬过的剩饭、陈秽宿食。吃饭时要少量送入口中，反复多嚼，然后小口急吞入腹。刚吃完饭后，也不要马上就睡觉。正与今天以饮食、药物、运动防治糖尿病的三大法宝相符。
唐代《外台秘要·卷第十一·消渴方一十七首》中引述巢元方上文后，接着引到：“千金论曰∶凡积久饮酒，无有不成消渴病者。然则大寒凝海而酒不冻，明其酒性酷热。物无以加，脯炙盐咸，此味酒客多嗜，不离其口。三觞之后，制不由己，饮啖无度，咀嚼鲊酱，不择酸咸。积年长夜，酣兴不懈。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木石犹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疗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而瘳；不自爱惜，死不旋踵。方书医药，实多有效，其如不慎者何？其所慎者有三：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凡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患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忽发痈疽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所谓千金论曰，即此文引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消渴》篇，此引论强调戒酒，慎房室，忌咸食及面（即宜低盐清淡饮食、忌精制食品）；还强调小心防范患大痈。正与今日糖尿病日常宜忌事项符合。
《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侯》：“五脏六腑，皆有津液。若脏腑因虚实而生热者，热气在内，则津液竭少，故渴也。夫渴数饮，其人必眩，背寒而呕者，因利虚故也。诊其脉，心脉滑甚为善渴。其久病变，或发痈疽，或成水疾。”津液是在五脏六腑皆有输布的，脏腑因虚而致实邪生热气于内，则津液就耗竭，于是口渴。渴必多饮，必致眩晕，背部发冷而呕吐，是小便增多导致正气虚弱的缘故。心脉即左寸脉，滑脉主痰湿也主实热。渴病日久，可能发生痈疽病，也可能发生水病。水疾即水病，指水肿病。《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侯》：“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肾虚不能宣通水气，脾虚又不能制水，故水气盈溢，渗液皮肤，流遍四支。”无论何种原因造成五脏虚弱，除了消渴主症，很多怪症都可能合并发生。
《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侯》：“夫人渴病者，皆由脏腑不和，经络虚竭所为。故病虽瘥，血气未复，仍虚乏也。”正所谓：“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五脏皆脆者，不离于病”、诸脉“微小为消瘅”。实际上，研究今日的糖尿病，可以看到，虚乏无力症基本上贯穿糖尿病早中晚各期，且随着病程该症不断加重。
《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侯》：“渴利者，随饮小便故也。由少时服乳石，石热盛时，房室过度，致令肾气虚耗，下焦生热，热则肾燥，燥则渴，然肾虚又不得传制水液，故随饮小便。以其病变，多发痈疽。以其内热，小便利故也，小便利则津液竭，津液竭则经络涩，经络涩则荣卫不行，荣卫不行，则热气留滞，故成痈疽脓。”这里又多出现一个病因：房室过度，也是今日糖尿病致病因素之一。
《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侯》：“夫渴利病后，荣卫虚损，脏腑之气未和，故须各宣畅也。”诸虚已致，不能维系各功能模块的正常运行，脏腑之间正常联系减弱，如何善后？“各宣畅也”。但是也应该抓住主证，重点常在脾肾或肝，偶尔也在心肺。
《诸病源候论·消渴病诸侯》：“渴利之病，随饮小便也。…。其渴利虽瘥，热犹未尽，发于皮肤，皮肤先有风湿，湿热相搏，所以生疮。”消渴病热郁皮肤，湿热相搏，于是生疮。疮疖痈疽皆消渴易发症也，亦糖尿病易发症。
《外台秘要?卷第十一?消渴不宜针灸方一十首》：“千金论曰∶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成痈疽，羸瘦而死。亦忌有所误伤皮肉，若作针孔许大疮者，所饮之水，皆于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由此观之，消渴病真的是指糖尿病几无疑问了。糖尿病因为创伤不易收口愈合也是禁止灸刺的。当然这里禁止的“灸”应该是指会起泡破皮的直接灸、可能起泡的间接灸等，对于温和灸应该无妨。原千金论在其后接着说：“初得患者，可如方灸刺之。”其后载十首灸方。可见早期无妨。
《外台秘要·卷第十一·消中消渴肾消方八首》：“古今录验论：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有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二吃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数者，此是消中病也；三渴饮水不能多，但腿肿脚先瘦小，阴痿弱，数小便者，此是肾消病也，特忌房劳。”这里对三消病进行了进一步总结。明代王肯堂撰《证治准绳·消瘅》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也对三消的临床分类作了规范：“渴而多饮为上消（经谓膈消），消谷善饥为中消（经谓消中），渴而便数有膏为下消（经谓肾消）”。清李用粹编撰《证治汇补.消渴章》：“上消者心也，多饮少食，大便如常，溺多而频。中消者脾也，善渴善饥，能食而瘦，溺赤便闭。下消者肾也，精枯髓竭，引水自救，随即溺下，稠浊如膏。”
金代刘河间著《三消论》曰：“…。由是观之，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禀受于脾胃，行其津液，相与濡润滋养矣。后之医者，欲以燥热之剂，以养脾胃，滋土之气，不亦外乎？况消渴之病者，本湿寒之阴气极衰，燥热之阳气太甚，更服燥热之药，则脾胃之气竭矣。…。故治消渴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胃燥热之甚，济人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况消渴者，本因饮食服饵失宜，肠胃干涸，而气液不得宣平；或耗乱精神，过违其度；或因大病，阴气损而血液衰虚，阳气悍而燥热郁甚之所成也。…。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饮食多而不甚饥，小便数而渐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肾消。如此三消者，其燥热一也，但有微甚耳。”详尽地阐述了消渴病的病因、病机及其并发症，提出了消渴的病因是“燥热”，并根据这一病因提出了补肾、泻心火、除肠胃燥热等针对性的疗法。
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消渴》：“人惟淫欲恣情，酒面无节，酷嗜炙爆糟藏、咸酸酢醢、甘肥腥膻之属，复以丹砂玉石济其私，于是炎火上熏，脏腑生热，燥热炽盛，津液干焦，渴饮水浆而不能自禁。其热气腾，心虚受之，心火散漫，不能收敛，胸中烦躁，舌赤唇红，此渴引饮常多，小便数而少，病属上焦，谓之消渴；热蓄于中，脾虚受之，伏阳蒸胃，消谷善饥，饮食倍常，不生肌肉，此不甚烦，但欲饮冷，小便数而甜，病属中焦，谓之消中；热伏于下，肾虚受之，腿膝骨节酸疼，精走髓空，引水自救，此渴水饮不多，随即溺下，小便多而浊，病属下焦，谓之消肾。”强调了七情过激、劳欲失度、饮食不节、滥用金石之药的病因，并分述了三消。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三消干渴》论证甚详：“三消之病，三焦受病也。上消者，渴证也，大渴引饮，随饮随渴，以上焦之津液枯涸。古云其病在肺，而不知心、脾、阳明之火皆能熏炙而然，故又谓之膈消也。中消者，中焦病也，多食善饥，不为肌肉，而日加削瘦，其病在脾胃，又谓之消中也。下消者，下焦病也。小便黄赤，为淋为浊，如膏如脂，面黑耳焦，日渐消瘦，其病在肾，故又名肾消也。此三消者，古人悉认为火证，然有实火者，以邪热有余也；有虚火者，以真阴不足也。使治消证而不辩虚实，则未有不误者矣。消证有阴阳，尤不可不察。如多渴者曰消渴，善饥者曰消谷，小便淋浊如膏者曰肾消，凡此者，多由于火，火甚则阴虚，是皆阳消之证也。至于阴消之义，则未有知之者。盖消者，消烁也，亦消耗也，凡阴阳血气之属日见消败者，皆谓之消，故不可尽以火证为言。何以见之？如《气厥论》曰：心移寒于肺，为肺消，饮一溲二，死不治。此正以元气之衰，而金寒水冷，故水不化气，而气悉化水，岂非阳虚之阴证乎？又如《邪气脏腑病形篇》言五脏之脉细小者，皆为消瘅，岂以微小之脉而为有余之阳证乎？此《内经》阴消之义固已显然言之，而但人所未察耳。故凡治三消证者，必当察其脉气、病气、形气，但见本元亏竭及假火等证，必当速救根本，以资化源。若但知为火而专务清理，未有不阴阳俱败者矣。”张氏认为消证有实火者、虚火者，有阳证、也有阴证。必须辨清真火、假火、阴证、阳证，才可以做到治病求本。
接着论治：“凡治消之法，最当先辩虚实。若察其脉证果为实火致耗津液者，但去其火则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若由真水不足，则悉属阴虚，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必使阴气渐充，精血渐复，则病必自愈。若但知清火，则阴无以生，而日见消败，益以困矣。”说明辩证的重要性。实火者“但去其火则津液自生，而消渴自止”，但若是虚火，是真水不足，仍然“但知清火”，则“阴无以生，而日见消败，益以困矣。”这时正确的处理是：“无论上中下，急宜治肾，必使阴气渐充，精血渐复，则病必自愈。”
各消治法亦分辨甚详：“上消善渴，中消善饥。虽曰上消属肺，中消属胃，然总之火在中上二焦者，亦无非胃火上炎而然，但当微为分别以治之。若二焦果由实火，则皆宜白虎汤主之。若渴多饥少，病多在肺者，宜人参白虎汤主之。若水亏于下，火炎于上，有不得不清者，宜玉女煎，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一云上焦渴是心火刑金所致，宜降火清金，以兰香叶、白葵花、黄柏、知母，少加升麻以引清气上升，而渴自止，此说亦可酌用。”“中消火证，以善饥而瘦，古法直以调胃承气汤及三黄丸之类主之。然既以善饥，其无停积可知，既无停积，则止宜清火，岂堪攻击，非有干结不通等证而用此二剂，恐非所宜。若其果属胃火，别无虚证，则三补丸、玉泉散、白虎汤及抽薪饮之类，皆可择而用也。”“下消证，小便淋浊，如膏如油，或加烦躁耳焦，此肾水亏竭之证，古法用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固其宜矣。然以余观之，则亦当辩其寒热滑涩，分而治之，庶乎尽善。若淋浊如膏，兼热病而有火者，宜补而兼清，以加减一阴煎，或补阴丸、大补阴丸，或六味地黄丸加黄柏、知母之类主之。若下消而兼涩者，宜补宜利，以六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下焦淋浊而全无火者，乃气不摄精而然，但宜壮水养气，以左归饮、大补元煎之类主之。若火衰不能化气，气虚不能化液者，犹当以右归饮、右归丸、八味地黄丸之类主之。若下焦无火而兼滑者，当以固肾补阴为主，宜秘元煎、固阴煎及苓术菟丝丸之类主之。”中医辨证宜细心如此，唯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备急千金要方·消渴第一》载论六首，方五十三首，灸法七首。论一、论五已于前面外台秘要引用。余补于此：“论曰∶夫内消之为病，当由热中所致，小便多于所饮，令人虚极短气。夫内消者，食物皆消作小便，又不渴。贞观十年梓州刺史李文博，先服白石英既久，忽房道强盛，经月余，渐患渴，经数日，小便大利，日夜百行，百方治之，渐以增剧，四体羸，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干而卒。”服食白石英致消渴，小便多于所饮，虚极而死。
“论曰∶强中之病，茎长兴盛，不交精液自出也，消渴之后，即作痈疽，皆由石热。凡如此等，宜服猪肾荠汤，制肾中石热也。猪肾荠汤方：猪肾（一具）大豆（一升）荠人参石膏（各三两）茯神（一作茯苓）磁石（绵裹）知母葛根栝蒌根黄芩甘草（各二两）
上十二味咀，以水一斗五升，先煮猪肾、大豆、取一斗，去滓下药，煮取三升，分三服。渴即饮之。下焦热者，夜辄合一剂，病势渐歇即止。”服食石药所致“强中”病，“消渴之后，即作痈疽”。“论曰∶凡人生放恣者众，盛壮之时，不自慎惜，快情纵欲，极意房中，渐至年长，肾气虚竭，百病滋生。又年少惧不能房，多服石散，真气既尽。石气孤立，惟有虚耗，唇口干焦，精液自泄，或小便赤黄，大便干实，或渴而且利，日夜一石，或渴而不利，或不渴而利，所食之物，悉化小便，皆由房室不节所致也，凡平人夏月喜渴者，由心旺也。心旺便汗，则肾中虚燥，故渴而小便少也。冬月不汗，故小便多而数也，此为平人之证也。名为消但小便利而不饮水者，肾实也。经云，肾实则消，消者不渴而利是也。所以服石之人小便利者，石性归肾，得石则实，实则能消水浆故利，利多则不能润养五脏，脏衰则生诸病。张仲景云∶热结下焦则为溺血，亦令人淋闭不通。内有热者则喜渴，除热则止渴。兼虚者，须热补虚则瘥矣。”平人夏月汗多渴饮而尿少，冬月不汗而尿多，常也。而人恣意房中，兼服石散，耗尽真气，精液自泄，小便自利，五脏俱衰而生诸病。故有慎酒慎房室慎咸食及面之三戒律。
附载几个千金实用方：治消渴除肠胃热实方∶麦门冬茯苓黄连石膏葳蕤（各八分）人参龙胆黄芩（各六分）升麻（四分）枳实（五分炙）栝蒌（十分）生姜屑（十分）地骨皮（六分）上十三味为末，蜜丸如梧子大，以茅根一升，粟米三合煮汁作饮，服十丸，日二。若渴则与此饮至足大麻亦得。
又方：栝蒌根生姜（各五两）生麦冬汁芦根（切，各二升）茅根（切，三升）
上五味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为三服。
茯神汤：泄热止渴，治胃腑实热，引饮常渴方。茯神（二两，《外台》作茯苓）知母（四两）葳蕤（四两）栝蒌根生麦冬（各五两）生地黄（六两）小麦（二升）淡竹叶（三升，切）大枣（二十枚）上九味咀，以水三斗，煮小麦、竹叶取九升，去滓下药，煮取四升，分四服。不论早晚，若渴即进。非但只治胃渴，通治渴患热者。
猪肚丸：治消渴方。猪肚（一具，治如食法）黄连粱米（各五两）栝蒌根茯神（各四两）知母（三两）麦门冬（二两）上七味为末，纳猪肚中缝塞，安甑中蒸极烂，乘热入药，臼中捣可丸，如硬加蜜和丸如梧子大，饮服二十丸，日三。
枸杞汤：治渴而利者方。枸杞枝叶（一斤）黄连栝萎根甘草石膏（各三两）
上五味咀，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五服，日三夜二。剧者多合，渴即饮之。
酸枣丸：治口干燥内消方。酸枣（一升五合）酸安石榴子（五合）覆盆子葛根（各三两）栝蒌根茯苓（各三两半）？两半）桂心（一两六铢）乌梅（五十枚）
上十味为末，蜜丸，口含化，不限昼夜，以口中有津液为度，服尽复取含，无忌。
增损肾沥汤：治肾气不足，消渴小便多，腰痛方。羊肾（一具）远志人参泽泻桂心当归茯苓龙骨干地黄黄芩甘草川芎（各二两）麦门冬（一升）五味子（半升）生姜（六两）大枣（二十枚）上十六味以水一斗五升，先煮羊肾，取一斗二升，次下诸药，取三升，分三服。
治消渴，阴脉绝，胃反而吐食者方∶茯苓（八两）泽泻（四两）白术桂心生姜（各三两）甘草（一两）上六味咀，以水一斗，煮小麦三升，取汁三升，去滓下药，煮取二升半，每服八合，日二。
清程钟龄《医学心悟·三消》：“三消之症，皆燥热结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二冬汤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肾，生地八物汤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地黄汤、生脉散并主之。夫上消清胃者，使胃火不得伤肺也；中消滋肾者，使相火不得攻胃也；下消清肺者，滋上源以生水也。三消之法，不必专执本经，而滋其化源，则病易痊矣。”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脾瘅》：《临证指南医案?脾瘅》：某无形气伤。热邪蕴结。不饥不食。岂血分腻滞可投。口甘一症。内经称为脾瘅。中焦困不转运可知。（中虚伏热）川连淡黄芩人参枳实淡干姜生白芍
某口甜。是脾胃伏热未清。宜用温胆汤法。川连山栀人参枳实花粉丹皮橘红竹茹生姜
口甘一症。内经谓之脾瘅。此甘。非甘美之甘。瘅即热之谓也。人之饮食入胃。赖脾真以运之。命阳以腐之。譬犹造酒蒸酿者然。倘一有不和。肥甘之疾顿发。五液清华。失其本来之真味。则淫淫之甜味。上泛不已也。胸脘必痞。口舌必腻。不饥不食之由。从此至矣。内经设一兰草汤。其味辛。足以散结。其气清。足以化浊。除陈解郁。利水和营。为奇方之祖也。夹暑夹泾之候。每兼是患。以此为君。参以苦辛之胜。配合泻心等法。又如胃虚谷少之人。亦有是症。又当宗大半夏汤。及六君子法。远甘益辛可也。（邵新甫）
脾瘅症。经言因数食甘肥所致。盖甘性缓。肥性腻。使脾气遏郁。致有口甘内热中满之患。故云治之以兰。除陈气也。陈气者。即甘肥酿成陈腐之气也。夫兰草即为佩兰。俗名为省头草。妇人插于髻中。以辟发中油秽之气。其形似马兰而高硕。其气香。其味辛。其性凉。亦与马兰相类。用以醒脾气。涤甘肥也。今二案中。虽未曾用。然用人参以助正气。余用苦辛寒以开气泄热。枳实以理气滞。亦祖兰草之意。即所谓除陈气也。此症久延。即化燥热。转为消渴。故前贤有膏粱无厌发痈疽。热燥所致。淡薄不堪生肿胀。寒湿而然之论。余于甘肥生内热一症。悟出治胃寒之一法。若贫人淡薄茹素。不因外邪。亦非冷冻饮料停滞。其本质有胃寒症者。人皆用良姜丁香荜茇吴萸干姜附子等以温之。不知辛热刚燥能散气。徒使胃中阳气。逼而外泄。故初用似效。继用则无功。莫若渐以甘肥投之。或稍佐咸温。或佐酸温。凝养胃阳。使胃脂胃气日浓。此所谓药补不如食补也。又有肾阳胃阳兼虚者。曾见久服鹿角胶而愈。即此意也。未识高明者以为然否。（华岫云）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三消》：计（四十)能食善饥渴饮，日加瘪瘦，心境愁郁，内火自燃，乃消症大病。（郁火)生地知母石膏麦冬生甘草生白芍
王（五八)肌肉瘦减，善饥渴饮，此久久烦劳，壮盛不觉，体衰病发，皆内因之症，自心营肺卫之伤，渐损及乎中下，按脉偏于左搏，营络虚热，故苦寒莫制其烈，甘补无济其虚，是中上消之病。（烦劳心营热)犀角（三钱)鲜生地（一两)元参心（二钱)鲜白沙参（二钱)麦冬（二钱)柿霜（一钱)生甘草（四分)鲜地骨皮（三钱)又固本加甜沙参。
杨（二八)肝风厥阳，上冲眩晕，犯胃为消。（肝阳犯胃)石膏知母阿胶细生地生甘草生白芍某液涸消渴，是脏阴为病。但胃口不醒，生气曷振，阳明阳土，非甘凉不复，肝病治胃，是仲景法。人参麦冬粳米佩兰叶川斛陈皮
胡（五七)元阳变动为消，与河间甘露饮方。（阳动烁津)河间甘露饮。
钱（十五)阳动消烁，甘缓和阳生津。生地炙黑甘草知母麦冬枣仁生白芍
杨（二六)渴饮频饥，溲溺混浊，此属肾消，阴精内耗，阳气上燔，舌碎绛赤，乃阴不上承，非客热宜此。乃脏液无存，岂是平常小恙。（肾消)熟地萸肉山药茯神牛膝车前
某脉左数，能食。（肾阴虚胃火旺)六味加二冬龟版女贞旱莲川斛。
王（四五)形瘦脉搏，渴饮善食，乃三消症也。古人谓入水无物不长，入火无物不消，河间每以益肾水制心火，除肠胃激烈之燥，济身中津液之枯，是真治法。（肾阴虚心火亢)玉女煎。姜（五三)经营无有不劳心，心阳过动，而肾阴暗耗，液枯，阳愈燔灼，凡入火之物，必消烁干枯，是能食而肌肉消瘪，用景岳玉女煎。
三消一症，虽有上中下之分，其实不越阴亏阳亢，津涸热淫而已，考古治法，唯仲景之肾气丸，助真火蒸化，上升津液，本事方之神效散，取水中咸寒之物，遂其性而治之，二者可谓具通天手眼，万世准绳矣。他如易简之地黄引子，朱丹溪之消渴方，以及茯苓丸，黄汤，生津甘露饮，皆错杂不一，毫无成法可遵，至先生则范于法，而不囿于法，如病在中上者，膈膜之地，而成燎原之场，即用景岳之玉女煎，六味之加二冬龟甲旱莲，一以清阳明之热，以滋少阴，一以救心肺之阴，而下顾真液，如元阳变动而为消烁者，即用河间之甘露饮，生津清热，润燥养阴，甘缓和胃是也。至于壮水以制阳光，则有六味之补三阴。而加车前牛膝，导引肝肾，斟酌变通，斯诚善矣。（邹滋九)（注：《临证指南医案》是叶天士门人整理并由各门人于每篇之后附加评论，故篇后括号里的是叶氏门人姓名。）
金代刘河间《三消论》取二方：人参白术散：治胃膈瘅热，烦满不欲食；或瘅成为消中，善食而瘦；或燥郁甚而消渴，多饮而数小便；或热病；或恣酒色，误服热药者，致脾胃真阴血液损虚。肝心相搏，风热燥甚，三焦肠胃燥热怫郁，而水液不能宣行，则周身不得润湿，故瘦瘁黄黑。而燥热消渴，虽多饮，而水液终不能浸润于肠胃之外，渴不止，而便注为小便多也。叔世俗流，不明乎此，妄为下焦虚冷，误死多矣。又如周身风热燥郁，或为目瘴、痈疽、疮疡，上为喘嗽，下为痿痹，或停积而湿热内甚，不能传化者，变水肿腹胀也。凡多饮数溲为消渴，多食数溲为消中，肌肉消瘦，小便有脂液者为消肾。此世之所传三消病也。虽无所不载，以《内经》考之，但燥热之微甚者也。此药兼疗一切阳实阴虚，风热燥郁，头目昏眩，风中偏枯，酒过积毒，一切肠胃涩滞壅塞，疮癣痿痹，并伤寒杂病烦渴，气液不得宣通，并宜服之。人参白术当归芍药大黄山栀子泽泻（以上各半两）连翘栝蒌根干葛茯苓（以上各一两）官桂木香藿香（各一分）寒水石（二两）甘草（二两）石膏（四两）滑石盆硝（各半两）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生姜三片，同煎至半盏，绞汁，入蜜少许，温服。渐加十余钱，无时，日三服。或得脏腑疏利亦不妨，取效更妙；后却常服之，或兼服消痞丸。似觉肠胃结滞，或湿热内甚自利者，去大黄芒硝。
人参散：治身热头痛；或积热黄瘦；或发热恶寒，蓄热寒战；或膈痰呕吐，烦热烦渴；或燥湿泻痢；或目疾口疮；或咽喉肿痛；或中风昏眩；或蒸热虚汗，肺痿劳嗽，一切邪热变化，真阴损虚，并宜服之。石膏（一两）寒水石（二两）滑石（四两）甘草（二两）人参（半两）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温水调下。或冷水亦得。
其他如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消渴》、医院撰《圣济总录·消渴门》、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消渴》、宋代医家黎民寿著有《简易方·消渴》、宋王怀隐著作《太平圣惠方》、明代赵献可《医贯.·消渴论》、清.陈士铎《石室秘录·消渴》、清代黄元御著《素灵微蕴·消渴解》（提出消渴病可由肝论治）都有消渴或脾瘅或二者各有篇章撰述相关理论及方药。资料浩繁，几可收集成书。论述大同小异，方药辗转引用，颇多雷同，也各有发明，大家可以去专门查看，这里不再引述。现代各种中医书籍、中医相关文献和中医资料更加繁多，此处不再引用。
龚云飘竭诚写作，奉献心血，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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