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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路彩霞
《东方历史评论》
有关中西医论争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史学界已有不少专门著述，因资料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降。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交锋，波及京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笔者认为，是为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论争。
1天津中医与《大公报》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作为伴随医学始终的影子，庸医问题在古代就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明清时期医药职业渐趋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末几年。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借助近代媒体的迅捷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大公报》这一时期中医改良步履蹒跚，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开始在个别城市推行，但多为地方长官的行政命令，往往因人而兴废。具体到天津，由于卫生管理事权不一，考试中医之举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当时，有关医疗事故的法律条文有待健全。而以公私中医学堂取代传统的师徒授受，组织医药研究会集思广益等一系列努力，也收效甚缓。对西方文明紧赶急追的新学派，试图丢下中医这个沉重的包袱，中医学的存在价值遭到了质疑。晚清国人对庸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庸医个体到中医群体，由对中医群体的不信任演化为质疑中医学本身的历程。宣统三年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作为中西医矛盾激化的产物，展现了这一过程。尽管中医庸劣只是一种假象，庸医问题严重化的后果——中医及中医学遭遇质疑甚至摒弃却是实实在在的。其中所关涉不仅仅是中医学的兴废，还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走向。2清末十年，中医与西医的地位在悄然变化，“迩来西医日盛中医日衰”，中医权威地位已经动摇，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中医界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气息。宣统二年底三年初，东三省鼠疫向天津扩散，西方防疫方式乘着近代文明之风，在官方主持下冲击着天津人生活，中医在民间的疗治活动因与近代式防疫不协，招致了新学派的指责和鄙视。宣统三年春节过后，《大公报》上抨击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的言论处处可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讽刺天津中医妄造猫尿治鼠疫之方。正月十一日，署名“斯”者首先发难：“尤可异者，近有某报载，某君独得奇方，谓猫尿可以治疫，此法为各大医家所未曾梦及，而某君独言之凿凿，唯其意大约因猫能伏鼠，故有此非非之理想，中国医家每假名义以治病，其无效也可知，今不意竟发明此等新奇之妙药，各报又从而播扬之，呜呼，中国之人格亦可痛矣”。正月十二日“闲评一”又有人谈：“自近日鼠疫发现，中外有名医士百方研究，几于才智俱穷。不意天津医生竟能不假思索，发明许多奇妙方法，其中最奇最妙者莫如猫尿一种。解者曰，医者意也，鼠本畏猫，故以猫尿治鼠疫其效必神，不知猫食鼠者也，腹中既有死鼠，尿中岂无瘟虫？是研究尚未入细也。且以相克之理言之，则鼠固畏猫，猫亦畏狗，若取演进之义，与其用猫尿不如用狗屁”！对比这两则材料，我们会发现，十一日指向尚模糊的“某医”次日即具体化为“天津医生”，并讽刺其假托物种相克，臆造的猫尿方狗屁不通，批评的矛头明确而犀利。稍后正月十五日刊登的白话《爱己身爱众人者请看》，作者“耐久”指斥中医能治鼠疫纯属庸医空谈：“这种疫症，经多少西洋医生用显微镜察看，实在是许多的虫子在血管里作祟，不用说草根子、树皮杀不死他，就是什么烈害的毒药也杀不死他，岂有喝点猫尿，用点人中黄，什么又加上点东壁土就好了？……你果有这个真拿手，何不把这方子给那卫生局验准了，是疫的人吃一吃，这不是眼前最容易试验的么，何必背地里瞎吹鬼呢”？中医不认可细菌，其能治瘟疫的说法在具体可征的显微镜下失去了可靠性。正月十七日，《大公报》“闲评二”继续拿猫尿说事：“古人谓牛溲马勃皆医生药笼中物，今猫尿可治鼠疫是医生药笼中又添此一物矣。吾向尝谓中国医生泥守旧方，多不能发明新理，今观此说始信天下之士未可轻量也。然方今东三省鼠疫蔓延，外国医生正苦无法医治，若以此项发明新理之医生按名派往，获效必多，不知各宪曾注意否”？建议将妄造此谬方的中医纠察出来，送到重疫区自尝其果，言语间极尽讽刺之能事。实际上，《醒华日报》早在正月十一日即已登明，以猫尿治鼠疫“系转载初九日《中国报》‘民政部临时防疫局正月初五日防疫事项报告’”，和天津中医无涉。笔者虽未找到《中国报》原文，但从《北京日报》、《帝京新闻》等报刊间接读到了初五日的防疫报告：“山东黄县师范毕业生王钺电称，现獭瘟传染，须臾殒命，以猫尿饮之立愈，蘸蒜汁抹猫鼻即得猫尿，急宜公布大众，及时预防”。前述正月十一日《大公报》所称“某报载有某君独得奇方”似是指此，只是稍后即被转化成天津医生臆造的谬方了。十八日，天津医药研究会会长丁子良在《民兴报》上对此也作出回应：“至于猫屎治鼠疫，是某画报上画的，说是烟台传来的，可不是我们天津医家说的”。黄县为烟台辖区，借助画报该方为不识字的大众所了解，流传面扩大。实际猫尿治鼠疫的早期记载可追述至若干年前《东三省公报》的“以猫克鼠之奇方”，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的《华字汇报》做了全文转录：“鼠疫之毒焰，闽省最甚，迩来吸带（注：原文如此）而东奉省亦多闻之，向传用熊胆、蚺蛇胆可治，唯此两种药料价贵而货少真，以致患病者投之十不一效，药石无灵，时医束手，每恨岐黄之不留妙方于医界。兹有普济子邮寄一方，谓用猫胆一个，暖酒冲服立愈，盖胆能散郁去毒，猫鼠相克，而人以生方亦奇矣”。看来，始作俑者是这位叫做普济子的人，只是当初是猫胆，辗转到山东就变成了猫尿，再辗转到《大公报》，竟变成天津中医臆造的猫尿了。《醒华日报》瘟疫期间民间流传偏方是常见现象，生命受到疫病烕胁，一些简易却奇特的方法能使人心存希望。宣统三年天津防疫中，还出现过吃萝卜、喝茶水等偏方，《大公报》正月初八“闲评二”曾讽刺：“中医之传方者多不胜录，甚至以罗葡、茶叶等皆能治疫，真中国人聪明天纵，别有会心”。对此，丁子良于十八日《天津商报》上发文解释：“每日午后或晚间，食生水萝卜三两片，再将杭白菊二三十朵、香片茶叶一撮沏茶饮，最能消痰于无形，此方能防疫能免疫，我可没说他能治疫，不要错会了意”。如前所述，在天津中医与《大公报》冲突最终爆发前，双方之间已积蓄了很深的矛盾，冲突的导火线是一则失实的新闻报道。正月十七日，《大公报》刊载了一则名为“时疫可畏”的新闻：昨据友人报告，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向在元隆号做事）十四日午前忽染时疫，其势甚急，该铺掌立即派人将其送回家中，请中医路某诊治，路某坚云可治（聪明自持，中医所以误事者为此）。服药转重，至晚六钟毙命，并延及其女（年十六岁，已许字西门内某小学堂教员李某），当日晚间得病，翌早竟行无救，举家警惶，刻已草草装殓。其家尚有老少四口，刻皆避于城西大稍直口友人某姓家矣。又鼓楼东华宅男仆高升（年三十余岁，静海县人），十四日午后带同少主人赴天后宫游玩，回宅时即觉头痛恶心发烧发冷，同伙以为受风，皆不介意，不料夜间骤加喘呕吐血，翌早即毙，并闻同宅女仆某氏亦染是疫，刻巳奄奄一息，命在旦夕。瘟疫流行时，因诊治行为增多，相应医疗事故也更常发生，前人早有“杀人医士轿如梭”之叹。不过路某误治纯属子虚乌有，次日《大公报》即予以更正：昨日本报新闻栏内载有鼓楼东费家胡同刘君锡九及华宅男仆高升染疫病故一则，本系城内二道街居民张谨报告，本馆以其言之凿凿，爰照有闻必录之例遽行登出，原为警惕同胞及早防范起见，兹据刘华两处来函，声明实无其事，并据元隆号函称，该号同事亦无刘姓其人，想系张某挟嫌诬造，抑或传闻失实亦未可知，因亟更正，以免误会，并祝两家纳福百益。庸医路某影射的是医药研究会会员路子华，而实际路子华早在初十日已回大沽原籍，《大公报》称其十四日在鼓楼误毙人命显系造谣中伤，而且，报道所加评论“语涉中医全体，与鄙人等之全体名誉亦有极大之关系”，从而引起天津中医的公愤。3当事人与报界争毁誉并不鲜见，《钦定报律》规定：报纸登载错误若本人或关系人请求更正，或将更正辩驳书请求登载者，应即于次回或第三回发行之报纸更正，或将更正书、辩驳书照登。新闻报道失实，平时只要及时更正就会被谅解，但这次天津中医大动肝火，实为双方积怨的总爆发。并且，在《大公报》长期讽刺打击下，中医形象已然恶化，一篇语焉不详的更正不足以挽回中医群体的名誉。笔者翻检《顺天时报》，发现十九日该报新闻栏转载的仍是《大公报》正月十七日的报道，此后也未将真相加以说明。显然正如中医所担忧的，《大公报》十八日的更正难以消除原报道对路子华及天津中医名誉造成的恶劣影响。按照《创议中医药研究会章程》，第七章“会友之利益”规定：“会友确系老成端谨，而无故被人欺侮者，本会众会友必出头为之秉公处”。以故十八日，程子萀、张宜闲、丁子良、施少农、李桐岗、高憩云等天津中医药界人士，联名致函《大公报》，要求其对捏造新闻一事作出明白解释，是为《天津中医全体致〈大公报〉第一书》。该函最早刊登在《天津商报》上，具名者多是天津医药研究会成员，在此次事件中，一个存在了近五年的团体显示出它的组织力量。《天津中医全体致〈大公报〉第一书》主要目的是为路子华和中医全体辩诬，书中质问《大公报》：一则更正能否推卸其捏造新闻之责任？张瑾和友人到底为谁？为什么一贯贬毁中医？“聪明自持、所以误事”各指何人何事？天津中医谴责《大公报》在人心惶乱之际，捏造新闻，侮蔑中医，于防疫大局及医学进步都有妨碍。从一开始，中医一方就以主动姿态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地位。《大公报》并未对报道失误做出应有解释，而是回应以《亦有质问数条请速答复再开正式辩白》（注：此即《大公报》答中医第一书）：一、问联名自命为中国医士诸君，此‘中医’二字是何人所定，是否有行世文凭，既无文凭，抑是否由国家或社会认可？二、问此质问书主稿者为何人？三、问凡此签名之五十六人是否皆经阅过此稿甘心认可？四、问对于此次鼠疫中医是否确有把握医治？五、问中国医士不认遵守卫生局章程，是否确有能力不使传染。英敛之质疑该书是否真是天津中医全体公具，称部分具名的中医曾来信声明并未与知此事。这似可解释正月二十二日北京《正宗爱国报》转载的“天津中医致《大公报》第一书”署名名单仅开列37人，且多为西路医药研究会成员的疑问。这表明，天津医药研究会内部及天津中医界存在着一定分化，其分歧源于对中医如何改良，以及在中西医竞争格局中如何定位认识的不同。对《大公报》的质问，天津中医以第二书答复之：“中医”一称乃是拜《大公报》所赐；中医确能治鼠疫，但中医并不反对适当的防疫，并指斥《大公报》涉嫌挑拨卫生局与中医研究会的关系。而且《大公报》“无故铸造天津时疫盛行之浮言”，是仍未对自己不审慎的态度加以反思。《大公报》则以《奉告自称中国医士诸君》（注：此即《大公报》答天津中医第二书）为自己辩白：为慎重人命，《大公报》一向对“愚而自用”的中医士有所讥评，因“名誉所关，饭碗所系”，所以招致此次天津中医“布局设法，以图报复”。英敛之在该函中告诫中医，“万勿自信草根树皮能治此次疫症”，对中药的治疫价值提出质疑。在上述两个回合的笔战中，天津中医虽积极主动，《大公报》也并不自居下风，而是以新学家身份，拿西医与中医相较，一味鄙薄中医中药。对《大公报》的这种立场，北京“旁观者”表示不满，他认为中医是“国家社会习惯法上所认可者”，若《大公报》单因无行世文凭否定传统中医，“今日防疫局内中人而行西医者能人人皆有行世文凭乎？何况尚有未毕业而滥竽防疫局者，又何能独责之于中医乎？”其反对新学派一味诋毁中医中药，因为耳闻目睹，西医对瘟疫是“能避而不能防，又何能治”，《大公报》又有什么理由为无能的西医张目呢？第三方的介入使得参与论争的群体有所扩大。天津中医辩诬的目的是维护中医及中医学的名誉和地位，“贵报以极有关系之大事，而以儿戏出之，足见前此贵报之记载皆虚诬不足信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