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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

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过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他看齐桓侯的气色不好，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有病在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扁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不仅善于切脉和望诊，而且善于运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路过虢国，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厉害，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为此，全国正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把国家大事都撂在一边。扁鹊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问道：“太子患什么病？”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气发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扁鹊进一步了解了太子发病的各种情况，就信心百倍地对中庶子说：”你进去通报虢君，就说我能救活太子！”但中庶子不信扁鹊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报，而且嘲讽扁鹊说：“你既无上古名医俞跗的本事，反而说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知道你是骗人的！”扁鹊气愤地说：“你这是从竹管里望天。老实告诉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审察病人形态，就能说出病的部位。不信，你试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该会鸣响，鼻翼该会扇动，从其大腿摸到阴部也该是温热的。”听到这里，中庶子不禁目瞪口呆。因为扁鹊虽没有见过太子，但通过多次询问，对太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有本事，不可小看。中庶子只得进去通报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惊，赶快出来接见扁鹊，说：“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见；先生路过我这小国，幸亏主动来救助，这实在是寡人的幸运！有先生救助，我儿就能活命；没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的尸体埋在山沟罢了。”说着，“流涕长潸”，哭得好悲切。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厥”（类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中央凹陷处的百会穴扎了一针。过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下做药熨疗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来。再服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却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死去，他只不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太子从垂死中挽救过来而已。

从以上病例看出，扁鹊已经综合运用了我国诊病的“四诊”原则—望、闻、问、切。他自说：“越人之为方，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这话已经充分表明扁鹊在临床上运用了“四诊”的诊法。

可以说，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在治学上，扁鹊不满足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数科，做到一专多能。比如，他到越国都城邯郸，看到当地妇女患病较多，就在妇科病方面下功夫，当了“带下医”，治好了许多妇女的多年疾病；他到东周都城洛阳，看见当地许多老年人，患了视听力衰退的疾病，就着眼于五官科疾病的研究，当了“耳目痹医”，治好了许多老人的五官病，使不少老人从耳聋眼花中恢复了健康；他到了秦国首都咸阳，看到当地儿童的发病率很高，就研究儿童发病原因，当了“小儿医”，治好了许多儿童的多发病。由此可见，扁鹊不仅精通内科，还兼通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甚至外科；他在诊断上，不仅精通“切脉”，而且善于“望色、听声、写形”；在治法上，不仅精通针灸，还善于用砭石、熨贴、按摩、手术、汤药等。可谓是一位多面手的民间医生。

在上古，神权高于一切。巫术占统治地位。到了扁鹊的战国时代，医巫已经开始分业。扁鹊在医学研究道路上完全抛弃巫医那条死胡同。扁鹊曾明确宣告：“信巫不信医”是“六不治”之一。为了捍卫祖国的医药学，他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一天，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什么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目不明。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捣乱；假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举就会亡国！”秦武王听了只好让扁鹊治病。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里，却化险为夷。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忌妬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杀害了扁鹊。

千百年来，扁鹊深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人们称他为“能生死人”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化里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在伏道村扁鹊庙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概括了他的一生，同时寄托了人民对他的哀思：

“昔为舍长时，方伎未可录。

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

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

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

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

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

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

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

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

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